王岳川:酒文化是国学之重要维度


来源:凤凰网酒业

一般来讲,“国学”概念始自晚清,之前习称“汉学”,它的兴起源于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对中国自身文化拯救与保护的强烈呼号。

一般来讲,“国学”概念始自晚清,之前习称“汉学”,它的兴起源于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对中国自身文化拯救与保护的强烈呼号。“国学”乃一国之学,而不是过去的万国之学、大中国或中心之学。

“国学•国酒与国人”,我认为它至少包含如下两方面内涵:一方面,将中国酒与西方酒进行了本质的区分。中国酒是万国之中的“一国之酒”,与西方酒文化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代表的是中国酒文化自我身份的独特认同;另一方面,国酒的“国”字代表了国人潜在的独立文化认同意识,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民众精神和酒文化精神。

中西酒文化之异同

从酒文化源头上讲,西方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展现的是与日神完全相反的精神。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日神精神代表着光明、伟大、清醒的理性精神;酒神代表的则是阴暗、忧郁、狂暴、解放、自由的悲剧精神。如果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化约式比较,那么儒家的入世、进取、慎独代表了东方的日神精神,而道家守雌、退让、逍遥、纵情则为东方酒神精神之特征。

从酒与民众精神连接上讲,中国的酒文化归宗于“天人合一”。“天”在中国古代意指“上天”、“神明”,更是生态自然的化身。所以中国的山水画,人多是众山之中的几个“小不点儿”,所谓“人如豆”;而西方油画的表现手法则完全相反,人在前成为主体,山在后,只是点缀。这是东西方文化旨趣的根本不同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文化以两河流域的土地文化和农耕文明为根,认为人在自然中可嬉、可游、可玩、可赏、可饮、可卧;西方大体上属游牧民族,征服意识极强,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敌人,人类必须征服自然。然而,“天人合一”在饮酒之后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酒是消除“天”和“人”冷静地对立着的重要元素。

从饮酒风格上看,中国人饮酒在一个“豪”字,西方饮酒在一个“品”字。中国的文化以酒为触媒。换言之,酒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和谐因子,是融洽氛围的催化剂,重视的是“仁者爱人”的二人关系。在这种文化体系中,酒本身是否昂贵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不在乎赠品贵重与否,关键是“礼轻情意重”。两个老朋友见面,主人拿出一瓶“茅台”,说明两人关系的“厚重”;但拿出“二锅头”也没有关系,“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而且,中国人喝酒讲究一个“豪”字,一饮而尽,尽情而豪爽。这种“豪爽”不在于饮酒本身,而在于情感沟通与表达的酣畅程度。

而西方文化以骑士文化为主,对物质的尊重表现得很“绅士”,对酒更多是一种珍视,慢慢品味,细细斟酌,这种珍视源于物质基础最初的相对匮乏。

中国是经济繁荣较早的国度。1820年以前,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较少,得益于大陆文明和农耕文明优势,酒的生产比较发达;而西方的骑士,只有攻陷一座城市才能拿到一窖好酒,然后大家均分出来慢慢品尝,这种饮酒风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反映到文学作品上,中国的豪饮是一种人性的释放、友情的宣泄。譬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水浒》里“三碗不过岗”等,俯拾皆是;而在希腊经典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描述则不多见,尽管《荷马史诗》中也有饮酒和酒后醉态的描述,但是并不普遍。

另外,中西方酒文化的不同,还跟人际交往有关。中国的人际交往以男权为中心,主要是男人之间的“游戏”;而西方的人际交往则男女兼重,绅士或骑士为女士引路、开门、女士优先等尊重女性、保护女性的行为很受推崇。这一点反映在酒文化上,相对“阴柔”的东方文化却更强调雄强,高头大马的西方骑士文化,却更强调温柔。

国学视阀下的中国酒文化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一是历史悠久,二是辐射面极广,自古大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学、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不与酒有关。因此中国不乏酒仙、酒神,同样也不缺乏酒鬼。

中国关于酒起源的传说很多,猿猴造酒(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酒星始酒(《晋书》)、仪狄作醪(《吕氏春秋》、杜康酿酒(《战国策》)等等,总之,酒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公元前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已经开始发酵酿酒了,发酵酿酒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帕切克• 格文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最早掌握了酿酒技术,它将中国酿酒史往前推了近4000年,比中东人早了1600多年。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也很丰富;而西方酒的历史不过2000多年,文字记载相对匮乏。

中国的民众精神、文人精神、武士精神,其形成跟酒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中国酒尤其是白酒,具有水的形态、火的性格,饮之犹如烈火烹油,让人热血沸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个悲壮场景怎么能没有酒?!中国的诗魂跟酒魂更是密切相关,没有酒魂,就没有中国的诗魂。因诗人饮醉而获得艺术的极大自由,从而解脱日常生活面具的束缚,获得艺术喷薄而出的创造力——李白、杜甫、陶渊明等大诗人的饮酒诗不胜枚举,很多优秀诗作都是在微醺状态下完成的。唐朝诗人李白《月下独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等豪放悲怆名句的诞生,说明历代诗人往往在酒中才能创造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佳作;“书圣”王羲之微醺之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以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精神自由和解放,酒恰恰能促使艺术家解放思想、打破桎梏、放飞思维,把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真血性体现出来。如果创作者本身被条条框框的日常理性思维所束缚,是不可能通过艺术感染别人的。

酒文化不仅与道家精神密切相关,跟儒家也同样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孔子对于饮食非常讲究,每次宴会都要喝酒,但是他“唯酒无量,不及乱”,讲求中和、中道和中庸。更深一层看,酒文化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内容,涉及到各种制度礼仪。“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的酒神精神不是搅人心智、勾人心魔之药,而是“克己复礼”的“礼乐”智慧置之制。孔子“不及乱”是一种礼,古代的礼器中,酒器占了很大的比重。我最近去安阳殷墟考察,见到“妇好墓”有一种“爵”,容量大约有八两到一斤,应当是为壮士壮行的酒具,上面左右有两个勾可以让壮士把胡子挂上去,然后才一饮而尽。估计当时是醴醪等之类的发酵酒,酒精度数比较低。

中国的酒神精神,跟中国的礼教文化紧密相关。关于“礼”,在“五四”时期被严重误读,认为“礼教吃人”,这是疑古派对先秦文化的误读、误解和盲目否定,最终是无效的。其实如果不了解酒,就不了解先秦文化,也就不了解春秋战国,乃至于不了解夏商周。同时,不了解酒,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中国酒文化于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礼。”——无论婚丧嫁娶、择业升迁,还是生儿育女、祝寿归天,以及祭祀神灵、敬仰先人都离不开酒。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有着双重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从日常生活延伸到最高的精神生活中——“五常”。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现在仍然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内容,与酒文化在另一个层面相关联:

“仁”,在中国酒文化中,重点在于“二人关系”的传达。无论长幼、尊卑、贫富,酒都是情感沟通最恰当的工具,甚至不可替代。即使双方有恩怨、隔阂,也可以在礼仪之酒的对谈中化解,最终达到情感交融。

“义”,在酒文化中体现得最直观,《水浒传》里英雄的侠义肝胆,无酒不成。“壮士一去不复返”,无酒不成。关羽“温酒斩华雄”凯旋归来,无酒不成。

“礼”,在古代礼仪文化中,酒是大礼,是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包括饮酒时位置怎么摆、座次怎么排,君王、大臣、将军、文士谁先饮、谁后饮、饮几杯等等,无不遵从严谨的等级秩序。而且还制定有一整套的饮酒规范,要求不能饮酒乱性、犯上作乱,这跟西方的狂欢节的纵酒着乐截然相反。古人祭祖、祭先人、祭神明等等,必有一杯清酒、一盘素果。富裕人家,还要切上一小块儿肉。皇家帝王还会把祭食拿回来,作为赏赐。可见酒文化在中国古代是祭祖、祭神、祭古的重要形式。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肯定也是“酒纷纷”的。

“智”,在中国酒文化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张飞几次借酒用谋等故事家喻户晓;萧翼“智赚兰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大智小谋无不闪耀着酒神的光芒。

“信”,往往借酒来表达,从古至今无论国家建交、签订协议还是百姓媒妁等,双方都要共同举杯、以表诚信。

音乐与酒更是密不可分。古代以抚琴著称的“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每即饮”,刘伶更是饮得一塌糊涂。甚至魏晋时期的很多画家解衣盘礴,开创了2,5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这些都是酒在发挥作用。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把音乐、酒和诗歌浑然天成为千古绝唱。

[责任编辑:黄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