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国家政府和有关行业协会的倡导下，“理性饮酒”已经日渐成为全社会的新共识、新风尚。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理性饮酒”？更具体来说，实现全社会的“理性饮酒”是主要靠公众自觉，还是行业自律，抑或制度保障？它们中哪个更重要？
要想对以上问题给出有根据、有逻辑、有的放矢的解答，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逆向思维，即先从反面探讨什么叫做“非理性”饮酒，它的危害群体与表现是什么，以及遏制它的主要途径。
经济学家假定人都是“理性”的，即精于判断和计算，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借用这一概念我不不难推断，“理性饮酒”也一定要对人自身有好处；反之，伤害自身利益就是“非理性”。那具体有哪些呢？下面，我们不妨从饮酒的主体、客体和方式三个角度来分别剖析。
首先，主体：谁饮酒？如果根据健康情况判定身份，那么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胃、肠疾病等特定疾病的朋友是不适宜饮酒的，原因详见医嘱。如果根据社会角色判定，公职人员在非私人宴请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饮酒的。
在党中央出台并厉行“八项规定”后，从公务员自身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理性”的公务员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此前在公务系统“暴饮暴食有害健康”的理念并非无人知晓，但只有在规定的推动下该现象才有了总体上的明显改观，所以这个案例中，制度的推力明显比个人自觉要更有效。
其次，客体：饮什么酒？从质量上粗略的划分，就是符合人身安全基本标准的、质量合格的酒，以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在打击伪劣假冒酒水的战役中，指望那些劣质酒的生产商“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本身就是痴人说梦；这种话如果从一个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嘴里说出来，则更有推脱政府监管之责的嫌疑——如果人人都道德高尚、行为自觉，那还要国家机器、制度法规做什么？
当然，如果以酒水的类型划分，这纯属个人喜好范畴，故而原则上讲，国家的公权力是介入得越少越好。医生、健康专家、行业协会或许会给出建议，而消费者当自备智慧以明辨科学的建言与背后的利益链条。
最后，方式：怎么饮酒？这一层面恐怕更多的要依赖个人自觉。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政府，或是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组织，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管住每个人的嘴（如果真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力，那这种‘1984年’的酒，不饮也罢）。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自觉计算暴饮给自己身体所造成的不可逆伤害。
当然，制度经济学家对此或许还会给成进一步的建议，譬如让政府制定相关的社保医保和商业保险制度，对因为滥饮而造成的身体伤害降低赔偿额度，以通过制度手段改造醉鬼们的行为模式。但这种提议的正义性与可行性、有效性，似乎仍在争议之中。
总结全文，要想在全社会推行理性饮酒，最重要的还是靠政府推动。我国政府行政能力强，所以自然应当担负起主要责任，发挥好主导作用。社会力量相对有限，所以行业自律也是围绕在政府政策、法规而制定并实施。最后，也起源每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政府法规的保障下能够喝到无毒无害的合格酒，并且用理性的头脑决定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负责，而客观上也有利于全社会。
【学者简介】
王鹏：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凤凰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