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访 | 汪剑钊：诗与酒的流动，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汪剑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兼职有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等。出版有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俄罗斯现代诗歌二十四讲》《诗歌的乌鸦时代》，诗集《比永远多一秒》《汪剑钊诗选》《毫无缘由的独白》，译著《俄罗斯黄金时代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等数十种。

2023年10月14日至22日，由泸州市人民政府、《诗刊》社联合主办，中国诗歌学会战略合作，中国诗歌网、中国歌剧舞剧院、泸州老窖·国窖1573研究院、中视华凯传媒集团承办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七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泸州、北京两地举行。

“诗是语言的酒，酒是液体的诗。”艺术周期间，记者对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汪剑钊进行了专访。他谈到，酒在日常生活中充当了交流感情的媒介，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平的使者。在文艺创作上，受到酒的刺激或启发，追求一种自由的精神，显然有利于美的创造。诗与酒的流动，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记  者：您翻译了很多优秀的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比如我们熟知的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她们不仅是俄罗斯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诗人，在中国也拥有很多读者，您自己不仅从事翻译工作，同时也进行诗歌创作，对于俄语诗歌与汉语诗歌的不同点有着深切的体会，您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在世界诗歌交流语境下，如何更好地互相欣赏？

汪剑钊：出于兴趣，也是当初为了给自己的写作找到一点参考，我“无心插柳”地进入了翻译的领域。我翻译了一些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它们得到了一些诗人朋友的肯定，甚至有朋友说到是因为读到了我的译作而开始自己的写作。这令我感到一丝欣慰，毕竟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关于俄语诗歌与汉语诗歌的不同点，首先必须提及的，就是语言的差异。俄语是拼音文字，它的语法十分复杂，也非常严谨，词性分阴阳，名词有变格，动词有变位、时态、单复数，形容词有比较级，等等，再加上各类前置词、连接词，使得俄语的句型较为丰富，而在词序上反而显得较为松散，词的位置在句子中可以比较随意地放置，因此而较易押韵，从而取得比较理想的声音效果。汉语是世界上不多的得以保存至今的象形文字，它的造字由来便是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诗的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诗人的写作。不过，比较而言，汉语在声音的传达上要略逊一筹。

其次，就是各自的诗歌传统，汉民族有一个强大的抒情诗源头，但迄今没有发现史诗，这也令汉语诗歌更长于抒情，而在叙事上略显欠缺。俄语诗歌不仅对西方史诗，如荷马史诗，有所传承，它本身在早期也出现过像《伊戈尔远征记》那样的史诗性作品。因此，俄语诗人在写作上也擅长在细节上做文章。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那里看到有较多的体现。再者，还值得探讨的是，汉语诗歌有一个强大的伦理传统，它对唯美主义倾向有天然的抵触，其中优秀的作品寓教于乐，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一些三四流的作品，难免会因说教过多而令人生厌。俄语诗歌有一个宗教的背景，相当一部分诗人把诗歌创作当作是向上帝的祈祷，因此筑建了创作中较为厚实的内容，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实际只是图解性的。当然，这两个语种的诗歌不同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且也会因诗人的个体差异呈现不同的面貌。限于时间，我不再展开了。

那么，说到如何相互欣赏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承认双方的差异，在对方的特征中寻求自身缺少的东西加以弥补，应该是更可取的态度。我曾经说过，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在今天，我也希望，俄罗斯诗人能够把我们的屈原、李白、苏东坡看作整个人类的诗歌资源来学习。我相信，未来的优秀诗人肯定是多种文化滋养起来的。

记  者：中国是诗和酒的国度，古往今来，诗与酒都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有“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的说法，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着非常悠久的酒神传统，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传统？对于诗与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理解的？

汪剑钊：我曾经说过，诗是语言的酒，酒是液体的诗。自古以来，诗与酒密不可分，它们是相互催生，又是相互依赖的。在我看来，诗与酒是可以互训的，它们可以相互解释，相互证明的。酒的制作有一套复杂、严格的程序，诗的写作也同样需要作者足够的准备，一首好诗的出现需要它的主人在语言的敏感、对世界的洞察力、诗歌经验等层面有较好的积累。另外，正如你所说，其他国家也有酒神传统，在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的爆发性冲撞；在阿拉伯，素来就有醇酒美人的书写；在俄罗斯，伏特加更是诗人的标配。2010年，我在莫斯科大学当访问学者，与当地的诗人有不少接触。有一次，我向一位俄罗斯诗人说道：“中国读者很想知道俄罗斯诗人的现状。你能描述一下吗？”结果，她的回答让我忍俊不禁：“现状？那就是喝，写，写，喝，再喝，再写……”由此可以看出酒文化在俄罗斯诗人中间渗透之深。

中国的诗酒历史上一直被杜甫的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所笼罩。此外，著名的如陶渊明写过二十首饮酒诗；苏东坡有时“把酒问青天”，有时则“醉眠芳草”。诗酒的故事数不胜数。至于俄罗斯的诗人，如普希金在诗中写道：“发现真理恰好在（酒）杯底。”另一位勃洛克在《陌生女郎》一诗中强调“每晚，我唯一的朋友/在我的酒杯里呈现”，高呼“酒中有真理”。如果愿意的话，编选一本与酒有关的诗选，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本人不善饮，但非常喜欢朋友们的“诗酒趁年华”。

记  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诗人、文学家如何更好地肩负文化使命，传承发展中国诗酒文化，更好地推动以诗酒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汪剑钊：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它的象征意义已完全超出了饮料，甚至饮食的范畴，摆脱了普通的物质属性，成为某种精神，一种类似灵魂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酒充当了交流感情的媒介，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平的使者。在文艺创作上，受到酒的刺激或启发，追求一种自由的精神，显然有利于美的创造。对于诗人而言，为酒而歌，不亦快哉。我们可以通过对酒的描述和歌颂，进一步做好外宣的工作，让其他民族领会中华民族的善意，中国文化的微妙，等等。

记  者：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已于10月5日晚揭晓，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获奖，很多关于约恩·福瑟的介绍是：挪威当代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您有读过他的某一文体的作品吗？您是如何看待不同文体创作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的？

汪剑钊：我一直认为，任何文学奖项实际都是一种游戏，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但是，诺奖是一个相对公正，更能让获奖者和被提名者拥有尊严感的游戏。它至少不会让获奖者去填很多莫名其妙的表格，也不需要接受那些远不如自己能力的高位者的责难与诘问。当然，约恩·福瑟获奖，也可以看出诺奖评委们在文体和地域上的平衡原则。老实说，我对福瑟原本并不怎么了解。在颁奖的当天，我出于好奇，想知道他究竟写过哪些作品，上俄文网站看了一下，意外地发现，福瑟竟然还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出版过九部诗集。他的作品译成俄文的，也有十多首。于是，我下载了俄译文，随手译了八首，贴在朋友圈里。它们很快受到了关注，迄今大概已有二十多个公众号平台转载了这些作品。当然，除了诗歌杂志、北回归线和现代诗公园这三个平台以外，其他平台都不曾跟我打过招呼。说到“我怎么看待”，可以借用一下我那天贴朋友圈时说的玩笑话，“不会写诗的剧作家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诗歌写作肯定有利于福瑟的戏剧创作，那种对语言的敏感，对词的近乎挑剔的选用，无疑将提高剧本的品质。事实上，我后来读到网上他的一些剧本的片段，就是诗一样的文本。说到其他文体对诗的影响，诗歌中的戏剧性、叙事性，等等，肯定都受益于剧本和小说的阅读或写作。

记  者：文化，涵养城市的个性，也体现城市的高度。近年来，泸州持续宣传展示“中国酒城·醉美泸州——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形象，您也不止一次到泸州，想必这座城市一定有它吸引您的地方？您能谈谈泸州这座城市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吗？

汪剑钊：醉美泸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醉而美，美而醉，都是极佳的状态，当人们如此来谈论它，我觉得，似乎就会有无限的诗意在那里汩汩流淌出来。我多次来到泸州，就像见一个老朋友，在那些逐渐熟悉的街道行走，或者漫步江畔，都感到十分惬意。尤其是到了长江、沱江和赤水河三江汇合的地方，我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它们让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友谊的传递和保持。泸州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诗与酒的遭遇和融合。过去，它以酒闻名，如今，诗歌已如酒香，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弥漫开来了。

记  者：作为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的老朋友，您认为，泸州应如何通过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这一文化IP以及丰富的诗酒文化资源，更好地打造酒城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您在未来的诗歌创作中有没有计划创作关于泸州的作品？

汪剑钊：我觉得，一定要让“国际”名副其实。我们把一部分外国诗人请进来，实际上也是对外国诗歌、外国的酒文化的输入，通过他们，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诗酒上的呈现，吸收其中的有益元素，丰富自己的诗酒文化。另外，这部分受到邀请的外国诗人，在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也把中国的诗和酒文化带了出去，他们作为诗与酒的传承者，会向自己的同胞来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你最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未来，我肯定会创作关于泸州的作品，其一是为了感恩，感谢泸州人民的热情，感谢泸州老窖的接待；其二，写作是为自己的经历留下记录。酒是液态的，语言也是液态的，它们都具有流动性，而流动，意味着生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