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酒事局 |钱文忠、郦波:秦商大国商,秦酒中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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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酒事局 |钱文忠、郦波:秦商大国商,秦酒中国酒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都用酒来寄托乡愁,传承价值,沉淀精神,而这无疑是中国酒特殊的文化意义使然。在西凤酒独家冠名,凤凰网倾力打造的《中华酒事局》最新一期中,节目主持人蔡紫,和嘉宾钱文忠教授、郦波教授将话题的对象,聚焦在了为中国酒文化奠定下价值底蕴的秦人,秦商和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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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之主,一定是秦商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但在钱文忠教授看来,正如西凤酒是中国酒文化之主一样,在中国的商业历史上,三大商帮之主一定是秦商。这不仅因为秦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按照地域亲缘关系结成团体的商帮鼻祖,更因为秦人行商独有的“国商”特色。

其实在陕西,“国商”传统由来已久,早在西周,周天子便在领地内行 “工商食官”法,当时商为官贾,职业商贾都具有国家身份,是用贸易活动服务于国家所需的专职人员,而官府也有义务为这些“国商”提供衣食住行,便于他们开展工商业贸易,这既成为了秦商的源头,也为秦商留下了为国行商的传统;即秦、汉、唐鼎定关中,则更进一步巩固了秦商“帝国商人”的身份。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虽然历代秦王都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但秦商为国行商的理念却大受褒奖,造就了乌氏倮等一批富甲天下的,留名《史记》的秦商。盛世王朝开拓进取,更让身处帝国心脏的秦商大受裨益,他们的足迹比张骞出塞更早的踏遍了丝绸之路,不仅成为国际贸易的先驱,更成为中华文明影响力最早的传播者。

到了明代,虽然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经济重心向东南偏移。但北方长期沉重的国防压力,让秦人又一次有了为国效力的机遇。明朝行开中法,放开盐业管制,将食盐贸易与边防的粮食运输相结合,秦商把握历史机遇,再次迎来了发展高潮。是时,川黔淮扬,从帝国的中心到边陲,伴随着盐路轨迹,秦商无处不在,他们的财富影响力不仅再一次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版图,更获得了诸商帮领袖的地位。明万历中期,朝廷在两淮首设“商籍”,解决商人子女读书科举的问题,而首批商籍中,“且有西商”,反而无“同省地近"的其他商帮人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秦商商帮之主的独特地位。

纵观秦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秦商的每一次应时而起,都有着与国同休戚的特点,为国行商,乃有秦商,为大国商,乃有大秦商。俗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商道之大者,或许也是如此。

中国白酒源自秦酒,逻辑是清晰的

商业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文化的扩散。所谓“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这里的雍,又恰恰是西凤酒的产地——凤翔,秦商源头正是秦酒产地,这绝非是一种巧合。郦波教授更是断言,中国白酒文化源自于秦酒,是有着清晰逻辑的。

秦商足迹遍布全国,动辄离家千里之外“争朝夕之利,竞锥刀之末”,相思乡愁,自不待言。而酒入愁肠,亦可黯乡魂,追旅思。与此同时,在中国人的传统中,酒又是礼制的一部分,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契约工具,在重信重诺的商业活动中,酒更是不可或缺的契约工具。所以秦酒,自然就成为了秦商不可或缺的良伴。

秦商入川,川盐入黔,清朝经学家、文学家,贵州遵义诗人郑珍描写当年的秦商是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飞狮九天落,脚插赤水隈”,但正是这样不畏艰险,深入不毛的商路开拓,恰好让秦商的商路连接起了适合中国白酒酿制的地理地域。离家千里的秦商,他们带不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却可以将秦酒工艺一路带到了经商所及之处。所以当时,凡秦商站稳脚跟之处,不仅会开设西秦会馆便利贸易活动,更会以家乡的母糟为酒曲,聘家乡酒师以秦酒先进的酿造工艺,结合当地地理优势开坊酿酒。而一系列的中国白酒品牌,也就伴随着这些西秦会馆落地之处,次第诞生,构成了一条与秦商行商路线高度重合的中国白酒名酒之路。

秦商,大国商;秦酒,中国酒。一切都是风云际会的因缘具足,一切也有着历史的必然。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屈之态”,这是秦商的个性,也是秦酒的气质,更成为中国酒文化厚重博大的源头。所以,鉴中华风骨,不可不识秦人风采;品中国白酒,自然也不可不尝秦酒风味,更多知识点拉满,更多文化话题不断,在未来《中华酒事局》还将继续为您呈现更丰富多彩的中华酒文化的故事,也欢迎您持续关注节目,来品鉴这杯回味悠长的中华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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