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中国酒文化的精神境界

来源：中国酒业协会CADA

中国人饮酒，特别是中国文人饮酒，绝不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借助酒能达到心灵自由、超然物外的境界。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讲到了这一点。酒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有着火样的热烈，水般的柔情。酒消融了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距离，消融人与人之间的隔碍，使这位太守沉浸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生命体验中，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酒能调动人的情感，拉近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距离。在迷离状态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在情绪的激扬中排泄出心灵的压抑，超越物我对立，把山水之美引入内心，把内心之情转移给天地万物，“壶中天地”的广阔和妙处就在这里，这种妙境正是酒文化的魅力所在。

自由是中国酒文化精神的内在核心，对自由意识的体验、领悟、开掘与渴求，构成了中国文人创作的最重要价值。酒文化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

李白宁愿躺在江湖漂泊的扁舟上，也不肯睡在鲁儒的体面和尊严上。他不让鲁儒的种种迂见把生命自由意志与自身剥离。李白确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孤标傲岸，有“朝寻紫泥海，夕披丹霞裳”、“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的飘逸，让人体悟到发自生命本真的自由意识的存在。

“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体现了文人饮酒摆脱世俗羁绊而获得人生的自由状态，自由是中国酒文化精神重要的美学追求。这种自由是一种审美化的心灵，就是自由化的心灵，非审美化的心灵是使我们的心灵处于一般状态，可能是被世俗或物质扭曲变形了的心灵。而审美化的心灵则使我们能够飞翔到心灵的至高境界，它是我们更高升华和保持的真心，它能打破心灵的外在锁链和内在锁链，达到心灵本真形象的恢复和重建，重在“真”。作家有意识地和酒亲和，并且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引入酒文化，借助酒的参与和介入，使他们得以暂时摆脱各种约束，忘掉许多不快，让处于压抑和扭曲状态的精神情感获得暂时的缓解与片刻的安宁，得以物我两忘，进入真正自由的创作状态。酒能让人扯下虚伪的面纱，裸露出平时难得展示的真面目，达到“杯酒见人心”、“酒后吐真言”的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在似醉非醉之中，最容易流露出真诚坦荡、率性而为的真实灵魂。

苏轼虽然不善饮酒，但对酒却是情有独钟，每每在酒后吐露真性情，一片天真，真情澎湃。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在千古传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得酒忘意，心与神游。总的来看，酒文化中的自由意识，主要指的就是“真”，这也是一种自然本真的赤子之心，是一种在空间中无拘无束的没有障碍的生存体验，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那些伟大的诗人为了这种追求，常常借助于酒。

中国酒文化中还追求物我两忘的超越境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不幸，生命囿于特定的时空局限而难得伸张。超越精神、超越意识是祖先摆脱现实束缚，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主要表现在感性对理性的超越，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自然对社会的超越，个人对群体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超越更强调对现有环境的突破，是一种由此到彼的逾越和接纳。

陶渊明一生与诗、酒一体。生性爱酒，但家境穷至极，无酒也雅咏不辍。他自己常说，夏日闲暇时，高卧北窗之下，清风徐徐，与羲皇上人不殊。陶潜不通音律，却收藏着一张素琴，每当酒友聚会，便取琴扶而和之，但人们永远不会听到他的琴声，因为他的琴一根弦也没有。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充分表达了陶渊明洒脱飘逸、超凡脱俗、不拘俗物的超越境界。

西晋文学家张翰时在司马冏的大司马府任东曹掾，心知司马冏必败无疑，秋绪中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悲叹人生苦短，何必千里迢迢追求这官位名爵呢！卷起行囊，弃官归隐醉乡。唐代白居易诗中写道：“秋风一箸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由此可见，张翰超越权贵、适意饮酒的故事广为后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