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品谈 | 冯骥才：俗世奇人的“债”与“责”

大江急流的激昂时代，造就英雄也涌现奇侠。冯骥才，当然就是时代奇侠。仰慕者赞他是“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皆有建树皆为大家；而文坛文友却笑他是俗世奇人，身负出世之才，却偏偏割舍不下对市井田野的眷恋。

凤凰网与贵州习酒联合打造访谈节目《君品谈》，冯先生来做客。他的视频节目一上线播出，引发各路大V转发、转评，引起了全网轰动。冯先生的激荡人生，瞬时成为互联网文化圈的热议焦点。

文学奇才的文学“债”

冯骥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因文成名，作品收录海峡两岸的教科书中，数以亿计的读者在学生时代，就从课本上认识了冯骥才的大名。不过对于冯骥才，文学是他终身的爱好和志向，却也是一笔难了的“债”。

这债，是对文学的。虽然35岁才发表处女作《义和拳》的写作经历，算不上是少年得志，但一入文坛，冯骥才就赶上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理念最为激荡的时代。冯骥才是文革后第一个拿到稿酬的作家，人生第二篇作品《铺花的歧路》就引发了激烈讨论，全靠茅盾等老一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巨匠保驾护航，才终于顺利发表收获成功。所以在文学道路上，他自觉自己是这些文学巨人的后继者，有着深重的使命感。

这债，也是对读者的。成名之后读者的深情厚爱，是最让冯骥才无法释怀的。他还记得当年一脸盆、一麻袋收读者来信的经历。更感怀那些和着眼泪寄送而来、会发出特别声响的信纸。这些与读者的交往经历，甚至让他在节目中发出“一个作家一生唯一的欠账就是读者”的深情告白。

当然，这债也是对自己的。1981年，冯骥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下一步踏向何处？》，以向作家刘心武写信的方式，书写了关于“写社会，还是写人生”的文学思考。最终他将“写人生”作为了自己未来文学创作追求的终极方向，期望能够写出更多传世之作。然而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文化事业追求，却又从人生转回了社会，甚至不惜在创作力最为黄金的年华，搁置了自己所热爱的写作与绘画。

快快救之，我呼谁应

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源自于他对于文化的使命感。随着经济发展大时代的来临，这份使命感又成为一种文化责任，让他成为了保护民间文化、抢救文化遗产、弥合时代大踏步前进之下的文化断层的守护者。

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缘起于作为一个天津市民对于天津市井文化的保护意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双重需要，国内大规模的老城改造运动开始兴起，天津老城的改造工程也是其中之一。

而这样的消息让冯骥才坐不住了。作为天津人，他知道区域经济发展和天津老百姓生活改善的需求是刚性的。但作为文化学者和知名作家，他也前瞻性的看到了在经济劣势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忽视历史文化无法估量的内在价值。于是他放下写作的笔、绘画的纸，投身到天津大直沽老街的保护工作中。拍画册、做整理，既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直言上书；也利用自身文化学者的影响力，向社会公众呼吁，力求将这场城市改造运动对城市文化的破坏降到最低。

朋友笑称，在经济大潮前螳臂当车，如斗士般保护文化遗产的冯骥才是冯·堂吉诃德。而最终，这场保护运动的结果，也确实是不甚理想的，因为它最终并没能如冯骥才所愿——保留下全部冯骥才所热爱珍重的天津老街文化遗产。但同时，冯骥才的文化保护事业又是极为成功，中青报记者一篇《冯骥才哭老街》，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新闻事件之一。而由冯骥才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更是从天津走向至全国，最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它的影响力，直接催生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相关行政指导政策的下放。

就在天津老城改造工程几年后的2003年，中国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起国。如今中国还成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多的国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城市文化、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成为全社会自上而下的普遍共识。冯骥才当年在黄河岸边，痛苦疾书“快快救之，我呼谁应”的念念不忘，终于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回响。

虽然有人惋惜，如果冯骥才能够更加专注于文学，那么也许会为中国文坛留下更多杰作。但在冯骥才看来，自己的人生却已经是幸福的。因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化遗产保护，都是他的时代责任、文化责任。他的人生是在与时代、与所热爱文化融为一体的人生。而紧随时代激浪的人生，永远是充满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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