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酒类产业政策调整

2019年11月6日发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在“限制类”目录删除了“白酒生产线和生产能力小于18000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在“淘汰类”目录删除了“生产能力小于12000瓶/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在“鼓励类”目录将“湿态酒精槽（WDGS）的应用、生物质液体有机肥的应用”纳入其中。

此次产业政策的调整，对酒业而言自然是利好，专家学者也多有论述，故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只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后，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发展酒业，而不用再左顾右盼甚至打擦边球了。但欣喜之余，有些问题仍值得大家思考。

产业政策调整为何此时出台

酒业特别是白酒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限制发展的产业，为什么此时要调整产业政策呢？

笔者以为：从历史看，《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大约出台了15年，但酒业特别是白酒业并未被限制住反而有了很大发展，说明有形之手的作用抵不过无形之手，不如顺势而为。从现实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管制不利于激活市场主体蛰伏的发展潜力，也不利于落实“六稳”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从政府角度看，“放管服改革”就是要减少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因此对竞争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需要适度降低。从行业视角看，酒业是最早摒弃计划经济而进入市场竞争的行业，历经几十年的磨练发展相对成熟，调整产业政策不会导致产能失控，因此在投资、生产等方面没必要过多限制，将发展权交给企业是可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加上行业的不断呼吁，终于迎来了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

酒业发展是否不再受约束

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发展就真的无拘无束了吗？答案：非也。

从广义的角度看，一个行业的发展总要受国家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的调控，产业政策只是行政手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拿酒业来说，它必须在法律特别是《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资源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从事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从行政手段看，酒企必须领取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活动；从经济手段看，酒企除了要同其他生产企业一样缴纳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和所得税以外，还要缴纳数额不菲的消费税，其实这就体现了国家“寓限于征”“寓禁于征”的意图。

所以，产业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酒类企业可以天马行空任性而为。

从此意义上说，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是“松绑”不“松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会对酒业依法监管，“甩开膀子大干快上”还需谨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否要贯彻

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还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是也。

从“去产能”的要求看，酒业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酿酒小镇就聚集了几百甚至上千家大小酒厂。所以新增产能须格外慎重，不能因限制政策的取消而误判形势。在当前情况下，要特别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去库存”的要求看，我们多年来高度关注的是酒类产量、收入、利润，而对产销率、库存率的重视与研究不够，究竟有多少酒品停滞在企业和渠道的仓库里只有天知道。看看市场，除了茅台等极个别酒品外，恐怕都是供过于求，就是茅台也只是“飞天”紧俏。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缺的不是产能，也不是生产线，缺的是消费市场，是产品动销。因此，如何发掘蛰伏的消费潜力、寻找未开发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而非上马新的生产线。

从“去杠杆”的要求看，不少酒企的销售收入里有许多是应收账款，又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和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率高、资金周转率低，真正属于企业自己的真金白银并不多。因此，缺少自有资金而靠银行贷款去增产能上新线恐非良策。

从“降成本”的要求看，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无效成本，投资失误是最大的成本浪费。增产能、上新线目前变得容易了，难的是“赶上点儿”“赚到钱儿”。从“补短板”的要求看，各个酒企的弱项不完全一致，但“高质量发展不够”“可持续性不强”可能是共同的短板，这就要求酒企在发展的取向上应把做强做优放在第一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千方百计补弱项，而非摊大饼铺摊子。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能否受重视

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还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是也。

从“去产能”的要求看，酒业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酿酒小镇就聚集了几百甚至上千家大小酒厂。所以新增产能须格外慎重，不能因限制政策的取消而误判形势。在当前情况下，要特别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去库存”的要求看，我们多年来高度关注的是酒类产量、收入、利润，而对产销率、库存率的重视与研究不够，究竟有多少酒品停滞在企业和渠道的仓库里只有天知道。看看市场，除了茅台等极个别酒品外，恐怕都是供过于求，就是茅台也只是“飞天”紧俏。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缺的不是产能，也不是生产线，缺的是消费市场，是产品动销。因此，如何发掘蛰伏的消费潜力、寻找未开发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而非上马新的生产线。

从“去杠杆”的要求看，不少酒企的销售收入里有许多是应收账款，又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和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率高、资金周转率低，真正属于企业自己的真金白银并不多。因此，缺少自有资金而靠银行贷款去增产能上新线恐非良策。

从“降成本”的要求看，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无效成本，投资失误是最大的成本浪费。增产能、上新线目前变得容易了，难的是“赶上点儿”“赚到钱儿”。从“补短板”的要求看，各个酒企的弱项不完全一致，但“高质量发展不够”“可持续性不强”可能是共同的短板，这就要求酒企在发展的取向上应把做强做优放在第一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千方百计补弱项，而非摊大饼铺摊子。

资源优化配置可否做得到

目前，酒类的状况是多数企业产能过剩，少数企业产能不足。产业政策调整后，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买土地、购设备等增量资产的方式扩产能上新线。

但可否换一种思路，摒弃“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利用产能过剩企业的存量资产，通过兼并、参股、租赁、贴牌等方式达到增产的目的。这样就可以在全行业的范围内实现酒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各方，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对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我们要冷静对待、全面分析，既看到机遇，也看到风险，谨慎决策慎重投资，莫把好事搞砸。

（来源：华夏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