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汪曾祺放弃一顿美食的，只有它了
来源：醉美杏花村文｜醉美团队
大部分人认识汪曾祺，都是从课本开始。
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汪曾祺写到：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很多年来，这句“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成了很多人检验一颗咸鸭蛋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汪曾祺也成了高邮咸鸭蛋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汪曾祺
但如果老头还在世的话，你只说高邮咸鸭蛋，他听了多半要暗自发笑，心里嘀咕：“好像我就只写过咸鸭蛋似的！”指不定还要接着道来，“我还写过夏天烤昆虫、冬天烧土豆，羊尾巴油炒的麻豆腐、五香红曲牛肉……”
在他的笔下，牛肉是这样的：
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堆在那里。买多少，先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
——汪曾祺《异秉》
羊肉是这样的：
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
——汪曾祺《异秉》
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
——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
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的时候，心里是想着吃的：
伞状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有的偏蓝……
——汪曾祺《人间滋味》
总之，大概在汪曾祺的眼里，万物皆可食，如果不能吃，那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在江阴读书时，汪曾祺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还写诗说：“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为了一顿河豚，能念念不忘60年，这就是汪曾祺。为此，很多人称他为“美食作家”，但私以为“美食作家”太过正经，远没有“吃货”二字更接地气，更贴切的了。
“我还可以喝酒！”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汪曾祺放弃一顿美食，那可能只有酒了。
女儿汪明称他是“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对酒来者不拒，白酒、黄酒、啤酒、洋酒都行。施松卿这方面管他管得挺严，以至于他馋得连料酒都偷喝。
著名作家王国平介绍，汪曾祺的酒事，真是一箩筐，可以说是“蔚为壮观”，甚至可以说“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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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金实秋干脆把这些酒事广为搜罗，集纳成书，书名很直接也很彪悍，即《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写道：“汪曾祺的酒皆与出世入世无关，酒是他的温柔之乡，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他是无酒不成书的作家。”
爱酒成痴，以至于他塑造人物，都对好酒之人多有关照。
他写有一篇《故乡人·钓鱼的医生》，这个医生钓鱼很有仪式感：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
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
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汪曾祺《故乡人·钓鱼的医生》
最爱是汾酒
汪曾祺晚年之时，青年作家宋志强（笔名乌人）和他多有交往。他在《酒仙汪曾祺》一文中，记录了多桩汪曾祺的酒桌逸事：
1988年4月，汪先生到大同为《北京文学》函授班的学员面授，和我同住一室。那时，市场上买不到汾酒，我便只好给汪先生准备了三瓶汾酒厂出的北方烧。
我想，汪先生在大同只待三天，三瓶北方烧足够了。谁知，两天不到，三瓶北方烧竟一滴也没剩下。
——宋志强《酒仙汪曾祺》
对自己珍爱的汾酒，汪曾祺也偶尔也会让他作品中可爱的人物“尝一尝”。
小说《安乐居》中，汪曾祺写了一帮每天到一个名叫“安乐居”的小酒馆喝酒的北京老爷们。其中一个裱字画的老头佟秀轩总是穿礼服呢花旗底的单鞋，每天早上遛完鸟后，就带着家制的酒菜：炖吊子、烩鸭血、拌肚丝儿来安乐居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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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佟秀轩在白鼠大爷请客吃饭的时候，就会“提着一瓶汾酒”。
另一短篇小说《虎二题之老虎吃错人》中，汪曾祺写了一个误吃了穷苦老奶奶独养儿的老虎和一个因酒醉误接火签拘票的“捉虎英雄”二百五。小说最后，老奶奶在老虎的奉养之下寿终正寝，留下大笔钱财，“二百五不知道怎么处置，除了给自己买一瓶汾酒，喝了，其余的就原数封存在老奶奶的屋里”。
心性纯净至此，与干净纯正的汾酒，如出一辙也！
生活，是很好玩的
对于汪曾祺的评价，“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名气更大，听起来也更高大上，但总觉得不太符合曾老的气质。
倒是史航的说法更为贴切：“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写文章，只思甜，不忆苦。”
“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鹦鹉史航
在汪曾祺的笔下，真的是万物静观皆自得，无一事不美。他用一支笔，就将后世之人带到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让人们知道，原来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如此诗意。
汪曾祺1920年出生，与张爱玲同年。
汪曾祺上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同时还“以画名”，画的画总被贴在墙上展览。
可惜他数学太差，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就读西南联大国文系之时，汪曾祺也算不得“好学生”。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大学生涯就是：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
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经常缺课。以至于后来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自清收他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过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沈从文教写作，主要是让学生写。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汪曾祺换过很多份工作，在历史博物馆当过办事员，参加过四野南下工作团，在北京文联待过，还编过《民间文学》。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曾经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文革期间，汪曾祺曾被打成过“右派”，不过，他居然挺得意，后来在《随遇而安》中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从那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在写《受戒》时，他把构思和一些同事说了，大家很不理解他为何要写这么个东西，他激动地表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果然，这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极是美好。
汪曾祺一辈子只写短篇小说，理由是他觉得长篇小说不真实，他只写熟悉的人和事，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大概，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是很好玩的。”而离了他觉得真实的好玩的生活便会无所适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