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赛时:中国酒的起源四说

王赛时:中国酒的起源四说

中国酒的起源问题,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说法。由于中国酿酒起源早于文字问世,所以,有文字记载的酿酒信息只能对更早时期的情况进行追溯性的猜测,因而这种猜测就难免带有传说及臆想的成分。

中国古文明形成一个惯例,就是把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附着在一位著名人物身上,借以强调这项重大发明的权威性与神圣意义。因此,古文献在涉及酿酒始源问题时,大都使用了同一种观点,即把酒的发明与人物联系起来。

1、仪狄与杜康

古人论及酒之发明,主要附着于两位人物,一位是仪狄,一位是少康(也叫杜康)。仪狄与禹同时,少康则晚于禹五代,亦为夏朝君主。以这两位人物为基点来探讨中国古酒起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远在夏朝之前,酒已经问世,考古领域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关注中华几千年的酒文化历史,则不能不把两位传奇人物摆在一个始点位置,因为古人已经不自觉地把与酒有关的活动都联系在仪狄和杜康身上,通过这种远古定位来确认酒的由来。后代产生的酒祖崇拜、业神祭祀以及酒文化活动,也都凝视仪狄或杜康的形象。所以,揭开仪狄和杜康的原始面纱,也就能够直视中国酒文化的传说源头。

古代文献资料最早涉及酒类的起源,总离不开仪狄与杜康的形象,如《世本》卷一有言:“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战国策·魏策二》有言:“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

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相传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后代谈及酒的发明,会把功劳记在她的身上。宋代司马光曾用“酒醴乃人功,后因仪狄成”的诗咏来肯定仪狄的作用。元初人赵文更有发自肺腑的倾诉:“前有一尊酒,有酒即无愁。吾评仪狄功,端与神禹侔。微禹吾其鱼,微狄吾其囚。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一位披带造酒光环的伟大女性,就是这样活跃在人们心里。

有更多的人奉信杜康造酒的传说,以至于千百年来,杜康那种虚无渺远但又深有价值的踪影在酒史长河中始终闪耀。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就曾感叹:“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

”唐人李澣编著儿童识字课本《蒙求》,也要把“杜康造酒”与“苍颉制字”相提并论,视为同一类型的发明。凡是生产酒和销售酒的场所,杜康均被奉为行业神,清人周召《双桥随笔》卷六这样描述:“市井中人,酒保则祀杜康,屠户则祀樊哙……鬻茶者以陆羽为茶臣。”这种行业性质的崇拜,始终把杜康推到酒业的最高位置。

民间流传的杜康造酒则派生出许多俗文化的形态,更加深了人们对酒的发明人的认可。鉴此,我们已经不必去认定杜康造酒的时代断限,只须透过酒文化的窗口来窥视这种古老的遗韵,即可感受酿酒源头的时空传递。

2、尧说

唐宋时代的学者,在探讨中国酒的起源问题时,把酒的发明,追溯到上古“尧”的时代。宋人窦革《酒谱·酒之源》就指出:“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尧舜千种,则酒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唐朝人认为,酒是尧王发明的,琴是舜帝设计的,因此有了“尧酒舜琴”的说法。

《宋史》卷一三八《乐志》也列出这样的词章:“舜韶更奏,尧酒浮觞,皇情载怿,洪算无疆。”尧酒——代表着古人的物质生活,舜琴——代表古人的精神生活。唐人白居易《太平乐词二首》所言:“湛露浮尧酒,熏风起舜舞。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就是这般意思。

3、医说

除了尧、仪狄、杜康造酒的创物传说之外,古代医家还把酒的发明与利用归结到更远的伟人身上,这个人就是炎黄子孙共同认宗的黄帝。由汉朝人最终修纂的《黄帝内经》是目前中国流传最早的一部医典,这部医典中保存了许多先秦时代的医家见解,其中就有对酒的医学认知。

后代医家依据早期医典以及《神农本草经》的记述,认定酒的始祖应该追寻到黄帝那里。北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就指出:“酒自黄帝始,非仪狄也。”在我国古代,把黄帝作为酿酒始源的人物定位,一直得到医家共鸣。

且不管黄帝造酒的言传有多少认定价值,把酿酒起源归于医用发明的论点,毕竟成为古酒始源的一家之言,宋人窦革《酒谱·酒之源》指出:“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二有曰:《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 因此,医说被列为中国古酒起源的一条途径。

中国医学起源甚早,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学会了使用动植物和其他物品来充当药品,用以治疗疾病。当酒出现时,酒本身所具有的活血通脉功效以及有机溶媒作用,必定会被医人所关注。

然而,从常理推断,医家用酒应该晚于酒的发明,因为早期医家只采用天然药品,随着医学的进步才开始研制合成药物,酒如果用于医疗途径,应属于合成药物。但可以肯定,从医学范畴流传下来的酒一定能够扩大人们对酿酒和用酒的认知能力。

4、农说

虽然古人喜欢从远古著名人物身上寻找酿酒的起始源头,而大多数人也同意这种人物定位方式,但一些客观看待事物的人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酒并不是某位人物的个例发明,而是农业生产的附带产物,因为最早的酒都是用谷物酿造出来的,先有谷物而后有酿酒。为此《淮南子·说林训》首先提出了“清醠之美,始于耒耜”的观点。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明智者的认可与阐发。

我们知道,积存的饭会自然秽变发酵,由微生物作用而形成曲糵,引起糖化和酒化,从而产生酒。古人沿着这条线索去人工酿酒,将秽饭拌熟饭,即能酿出酒来。在此基础上,人为制作曲糵,用于酿酒,便可以酿造出更为完美的谷物酒。

所以晋朝人江统《酒诰》有云:“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应该承认,先民们曾对酿酒起源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在理化分析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时段,有人能够摈斥人物定位的传统观念,调整自己的思路,将目光聚焦于谷物秽饭天然发酵的客观事物,从而寻觅到人工酿酒的原始成因,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见解。

既然古人认识到酿酒起源于谷物发酵,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酿酒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只有在农业收获有了一定的剩余之后,才有可能使用谷物进行酿酒。虽然他们还不能就此而进行起源的时段定位,但毕竟找准了中国酒的起源方向。

文章来源:智度名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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