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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饮也是饮,诗人的沉醉跟俗人的烂醉完全两回事


来源:凤凰网酒业

【凰家酒评】笔者常常遇到主人盛情,随手拈来几句古诗劝我下酒,往往却起于意气风发,末了却醉得人事不省,丑态百出。于是乎翻阅酒道文章,以便下次主人劝酒时可以文雅地拆解。忽然见到此篇酒博士万伟成先生的文章,顿然醒悟,原来世人常常引用来劝酒的诗里所写的“沉醉”,与我们这些俗人常常陷入的“烂醉”,完全是两回事儿。想必于笔者相似遭遇者甚广,于是奇文共欣赏,邀诸君共读此文。

【凰家酒评】笔者常常遇到主人盛情,随手拈来几句古诗劝我下酒,往往却起于意气风发,末了却醉得人事不省,丑态百出。于是乎翻阅酒道文章,以便下次主人劝酒时可以文雅地拆解。忽然见到此篇酒博士万伟成先生的文章,顿然醒悟,原来世人常常引用来劝酒的诗里所写的“沉醉”,与我们这些俗人常常陷入的“烂醉”,完全是两回事儿。想必于笔者相似遭遇者甚广,于是奇文共欣赏,邀诸君共读此文。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言东坡“晚喜陶渊明”,东坡《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江城子》自道“只渊明,时前生”,可见随着晚年政治斗争的失意,庄禅思想的浸染,他的人生爱好、艺术倾向越来越向渊明靠拢,特别是他的诗酒人生与风流:“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陶饮酒诗二十首》之一)。从阮籍、刘伶饮酒得意忘形到陶渊明的得意忘酒,境界确实是一个大的提高,对苏东坡饮酒颇有影响。《和陶拟古九首》之二“有酒从孟工,慎勿从扬雄”,《和陶拟九日闲居》“龙山忆孟子,栗里怀渊明”,表达了对陶渊明及其外祖孟嘉的向往。然而,追求绝对的、彻底的无复傍依的旷达酣适之乐的东坡,善于翻案,对刘伶、孟嘉、陶渊明饮酒之达尤有不满之处:

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贤未闻道。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十年揩洗见真妄,石女无儿焦谷槁。此生何异贮酒瓶,满辄予人空自倒(《孔毅父以诗戒饮酒,问贾田,且乞墨竹,次其韵》)

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怃玩?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锸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

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无害?须信陶潜未若贤。(《李行中醉眠亭三首》之二)

孟嘉“酒中趣”之论,历来为人倾倒,而东坡却以为他是在议醉醒优劣。刘伶出饮谓荷锸随从曰:“死,便埋我!”陶渊明醉后谓客:“我醉欲眠卿且去”,历来以为风流,但用绝对的、彻底的旷达酣适观点来看,醉后欲眠就地眠,倘若再计较客人在场与否,不正是多余的吗?醉死则已,何必更埋?就这样,把几个佳话,一笔抹杀,进而推出东坡那无往而不适的旷达酣适、超然物外、圆融灵活、进退自如的大智大慧。

可见,东坡饮酒,提倡旷达酣适,目的不在饮酒本身,而在于透过饮酒,忘却现实生活的一切,包括饮酒本身,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和玄妙色彩。在从李白的狂醉好饮到苏轼的旷达酣适历程中,白居易适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

白居易在饮酒观念上,一是反对狂醉烂饮,把“适”的观念运用到饮酒上,如《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适意二首》、《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泛湓水》、《郡中即事》、《感时》等诗引“适”入酒,主要是透过感官的、身体的“适“达到精神上的”适“,也就是物我两忘的”酣适之乐“境界;一是以禅喻酒,如《和<知飞>》:”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饮酒喻参禅,“两途同一致”,《酒功赞》也说:“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以禅境喻醉境,此说新颖。也只有既参禅又饮酒的文人士大夫,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些对东坡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吾甚似乐天,但无蛮与素’,又云:‘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似我。’东坡在杭又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其诗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另外东坡在《醉白堂记》里夜赞赏过他的饮酒境界和“死生穷达,不易其操”。可知他的学习乐天,偏重于闲适生活模式,与北宋时期的慕白风气有关。然而,东坡的遭际、学识、心态与白居易又完全不一样,因此“酣适”之乐的观念内涵不完全一样:白居易晚年生活稳定,官职越做越大,饮酒虽有身心之“适”的追求,但享乐成分更多,正如白在《序洛诗》中这样概括他的洛中432首闲适诗道:“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至也?盖发于中而形外耳。其乐也,实本之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因此他在一口侈谈饮酒求适的同时,一口侈谈官职富贵,“说得口津津底涎出”(朱熹《朱子全书·论诗》)。这就决定了他的闲适之乐既高雅又庸俗。所以我认为,东坡评“元轻白俗”,不仅包含了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看法,应该也反映了对他的生活情趣的看法。东坡晚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时常酿酒,有人惠酒;也时常因为物质生活匮乏而断酒,但他把有酒与否看得像黜陟与否一样平平常常,都不妨碍他获得酣适之乐。所以东坡《浊醪有妙理赋》对白居易犹有不满之处,说:“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白居易《尝新酒忆晦叔二首》之二说:“世上强欺弱,人间醉胜醒”,《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而东坡《和陶影答形》则说:“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谢苏自之惠酒》:“快须饮此勿复辞,何用区区较醒醉”,已经超脱了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的束缚,摆脱了世俗观念的萦绕,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之境地,两人境界之高低,格调之雅俗,由此判矣。

苏东坡作为一个哲学家,饮酒完全是一种道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旷达酣适的人生观点:他站在实用主义立场,将儒家的“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无入而不自得”等精神,道家的“法天贵真”、“饮酒以乐”、“坐忘心斋”等理论,禅宗的“顿了诸妄”、“当下即是”、“看穿忧患”等观念揉合起来,融进他的“半酣”之味的审美理想中,不仅使得他的饮酒观念具有了哲学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酒文化观念的一大财富;而且导致他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创作的酒诗呈现出与盛唐迥异的色彩,成为宋代酒诗创作的一个大代表。

李白酒道的狂幻惝怳,与东坡酒道的旷达酣适,分别代表了盛唐、隆宋两种不同的精神风貌,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文化精神。

[责任编辑:江虹霖]

标签:饮酒 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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