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理性饮酒的精髓在于“和”在于“衷”

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国饮酒风尚的第一次分岭和理性饮酒的发端，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颁布的《酒诰》，警示人们切不可因沉湎于酒而误国、误事、误身。然而远在此之前的夏朝初年，夏朝的第二代帝王太康就已经因为沉湎于酒色游猎而被放逐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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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太康帝整天游猎、不务政事、荒诞不经，被羿放逐失国，他的五个弟弟在洛水北岸作《五子之歌》，其中就说道：“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意思是说，太康失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沉湎于酒。有意思的是，《战国策》中记载有大禹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后世必有因酒而亡国者。”大禹是否真的说过这个话，后世学者多有争议，但他的孙子失国却跟酒有一定的关系。到了少康的弟弟中康帝在位期间，大臣羲氏、和氏沉湎于酒，导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于是他就派兵征讨。而中康帝的孙子少康帝，就是我们熟知的酒圣杜康。史书有“少康作秫酒”的说法，说明少康帝极善酿酒，也或者说明在少康帝时期，酿酒业曾经出现过一次高峰。但史书也记载说，少康在位期间，夏朝得以“中兴”，酒大抵也是功不可没。由此可见，酒未必就是亡国的罪魁之一，关键是看人如何运用，运用得当，国富民强，运用不当，亡国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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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总结从夏到商，乃至后世许多亡国的教训的时候，沉湎于酒常被提及，但事实上它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原因之一，而且与美色、宫室，以及骄奢淫逸而毫无节制的生活一并被提及。《道德经》将其总结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人要管好自己的欲望，守拙抱朴，不可因为贪婪无度而滋生祸端。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寥寥数笔，把饮酒从口腹之欲引申到对生命的忧思的境地，也使人们对于酒的审视从物质的属性转向文化的维度。但曹操主政期间却是严令禁酒的，而且因为曹操的禁酒令，孔融还专门写下《与曹操论禁酒书》与曹操论战。当然，争论禁酒的背后，实质是政见之争，但东汉末年酗酒风气颇盛，却是事实。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有一则说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许多人或饮酒养生，或借酒避祸，但沉湎于酒者大有人在。且不说淳于琼醉酒失了乌巢以致袁绍兵败官渡，张飞醉酒失了徐州，避暑酒、三爵酒等这些奇异的饮酒故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懂酒、爱酒的曹操实行禁酒，一则为了民生，二则也是为了匡扶理性的饮酒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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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魏晋以来，饮酒之风甚炽，嵇康等为借酒浇愁且避祸，陶渊明饮酒适性求自得，石崇金谷聚极尽奢华。倒有王羲之兰亭聚会留下一段佳话，但在整个魏晋时期，理性饮酒的高度与文人意识的觉醒却并不匹配。延至盛唐，诸如酒仙李白的醉狂之风依然盛行。到了中晚唐，随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意识发生变化，饮酒之风也随之扭转，出现了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雅趣。而到了宋代，酒的文化分流越来越细致，而苏轼、邵雍等为代表，以酒寄兴，开启了雅俗共赏的饮酒文化。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于饮酒的反思越来越多，诸如《觞政》，主张人们要饮酒不但要随性适意，要饮酒适度，还要注重饮酒的环境、氛围、器皿，以及对饮之人要志趣相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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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人数千年的饮酒风尚，从夏代的《五子之歌》，到明代袁宏道的《觞政》，再到当下中国酒业协会联合凤凰网一起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理性饮酒宣传周，国人对于理性饮酒的思考，从酒的物质属性，到文化属性，再回归到文化属性为内核、物质属性为星准，但“酒以合欢”的传承始终未改，以适中和谐为美，以性情和衷为妙。这一特征虽与西方主张的理性饮酒有诸多相通之处，但文化属性却有有着深刻的民族烙印，值得我们审思之、明辨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