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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饮酒这事儿是这么看的?


来源:凤凰网酒业

孔子(前551 -前479),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体系以仁、礼各为两翼,具有各自地位、价值,而且相互关系。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孔子(前551 -前479),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体系以仁、礼各为两翼,具有各自地位、价值,而且相互关系。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孔子将其仁礼思想应用于酒道,丰富和发展了西周“酒德"、“酒礼"的规范,从而形成了以酒德、酒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型酒道,酒德是以“仁"为准则,而酒礼以“礼"为原则的。孔子酒道是儒家酒道的奠基者,是中华日神酒道(王者酒道) 的奠定者,它自成中国特色的体系,立于世界酒道之林,也毫无愧色。

一、以伦理道德为原则的酒德观

仁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影响了其它方面的思想。 孔子从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出发,指出“爱人是仁本质,从而建立了对后世影晌极为深远的仁的思想体系。“孝弟"所规范的是家庭关系,它规定了男性在与父母及兄长的相互关系中的地位,从而确定了家庭内部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秩序,即以男性为中心的尊卑之别、长幼之序。由于受到儒家伦理中心论的影响, 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之一,就是以伦理为中心的“直观外推”的横向类比方式,一切归之于伦理,又从伦理上外推。孔子的酒德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仁”为核心的仁理道德观念向酒事规范延伸的产物。所以,孔子论酒就体现了伦理中心。《论语·为政第二》载: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意思是说:尽孝,必须和悦竭诚,有事情由子女代劳;有酒肉先敬长养老。这种观念来自于《尚书,酒诰》羞惟君,尔乃饮食醉饱",可见孔子对周礼的继承。在他的弟子及其后代中,“曾子养曾晰,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孟子.离娄章句上》) ;与夫子教导分不开。礼以伦理为中心,以维护秩序为目的,这种伦理秩序也随着内推外引的思维方式,从家庭推广到国家、天下,酒礼的政治功能也离不开这种思维模式, 所谓“家国同构",比如乡饮酒,子曰: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按酒德精神提倡尊老尚贤,体现了酒礼“明长幼之序"的功能。 在《礼记·乡饮酒义》中,孔子阐述了乡饮酒礼上的献酬辞让、升降坐立等各种关于酒的礼仪规范,得出结论:只要按照这些规范, 体现“贵浅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 , 则“足以正身安国" ,“故曰:吾观于乡,曲知王道之易易也。”由小见大,从一个乡饮酒礼的实施正确与否,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这正是孔子重视“礼”以包括饮酒之礼的原因。

酒德是儒家酒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修身养性、经邦济世的政教观念的延伸。可见这个酒德,不但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需要( 即下文的“不及乱" ),不但是维护家庭、家族的需要,更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 所以,围绕酒礼与酒德,孔子作过一些直接论述,说:“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 以教敬也;醴酒在室, 醍酒在堂, 澄酒在下, 示民不淫也;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礼记·坊记》)。孔子所最注重的“丧祭"酒礼中,从上到下也贯穿着微言大义与教化精神,特别强调它对维系家庭、家族关系的组织与教化功能。在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他则反对“酗酒废政"。他晚年整理六经,鲁哀公向其问政,他总结三代兴亡,就将酒德精神与邦国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高度丰富了酒德的历史内涵。当然,孔子知道,酒是一种双重物质,“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事。所以他又说:“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讖,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大戴礼记.少闲第七十六》)失政的原因在于上下相争,“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这里既含有对酒的谏

诫,也含有对人不当饮酒的指责,这样使得孔子的酒德观念既坚持了原则(反对“酗酒废政"),又更加富有灵活性与针对性,不至于过分夸大酒的作用。

二、以维护秩序为原则的酒礼

以礼论酒, 是孔子饮酒的重要理念。 他没有专门论酒的文字,往往把饮酒放在谈礼的场合中进行归纳和总结。 在他看来,礼具有神秘性、等级性与实践性。 而饮酒,也被他纳人到礼的文化系统中进行文化阐释,形成了他的酒礼观,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神秘性。孔子认为,以饮食享神,再伴以相应的仪式,祭祀也就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基柱——礼也就产生了。《礼记·礼运》中引孔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祭祀从原来的水发展到酒敬鬼神,从凿地盛水发展到陶制酒器乃至青铜尊彝盛酒,从手掬发展到酌献仪式,从土块、土鼓发展到金石革木等敲击乐器作乐娱神,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从酒器献神到敬宾、从作乐娱神到娱人,礼乐的形态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他不仅注意到酒肉祭祀过程中“礼”的起源、产生,而且非常强调祭祀过程中,各种仪式的合礼、器物的陈列。《礼记·礼运》引孔子谈到酒和酒器的陈列时说:“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为醴酪,……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祭祀中的礼乐,包括酒类、酒器的摆设,各个细节都要求规范,而“玄酒”之设,正体现他的反本求出的文化观念,这是孔子以礼论酒的一个特点。由神及人,酒在礼乐活动中也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庄严而神秘的色彩。

其次是等级性。这种贵族等级秩序在礼乐文化中,主要表现在礼仪和礼器两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仪,已为世所知;其实他对礼器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就非常强调礼器的载体作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功能,一旦发现礼器(包含酒器)使用不合规矩而引起等级秩序混乱时,就要不遗余力地予以谴责,如《论语·雍也》中的“觚不觚,觚哉!觚哉!”在孔子看来,周礼规定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神圣不可犯的,作为礼器的觚不合古制,说明礼有变化,因为慨叹起来;《论语·八佾》:“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里,反坫是筑于厅堂上的土台子,饮宴后放回酒器的地方,按周礼只有国君与外国君王建立关系时才有,而臣子也有,所以说管仲不知礼, 这是对管仲用器违礼的严厉批评。 《礼记· 礼运》引孔子曰“盏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夏曰盏,殷曰斝,都是先王之爵,只有周与鲁郊天时用之,而后来的诸侯也使用了,都是“僭越行为"。

酒礼的礼仪、席位、起坐等都能反映上下尊卑的差别。“席则有上下",“立则有序,古之义也",若“席则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礼记,仲尼燕居》),可以说,等级森严的观念渗透到宴礼的每一个细节中,这就是孔子所要强调的一个内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从小就非常热衷于礼仪,中华酒道的礼仪化精神,与孔子分不开。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燕飨(又做宴享)赋诗之风成为诸侯、卿大夫间社会交往、传情达意的一种通用文化语言符号。由于军功贵族力量的上升,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西周酒礼以周王为中心,就不能再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需要,因此在实际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生活中,传统的燕飨就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方面来说,是旧礼的破坏;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新礼的重构。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是宴飨规格的变化,出现了低等贵族宴飨高级贵族的现象,如“郑伯享王于阙,乐备"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的新情况;二是宴用诗歌、乐舞等级的混乱。如鲁公享卫宁武子,晋侯享穆叔( 分别见《左传》文公四年、襄公四年)的时候,都用了只能是天子宴诸候时用的音乐,在当时孔子看来,简直同季孙使用“八佾”一样,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三是献酒之礼的破坏。 在西周盛时,一般的场合只能行一献之礼,这一献之礼包括一次献《酢、酬,只有天子的飨礼时才能用“九献之礼"。可是,春秋时代,楚成王享晋公子重耳(《国语·晋语》),郑伯享楚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都用了九献之礼,显系僭越行为;四是祭祀、宴饮场合中酒器(属于礼器的一部分)使用等级的混乱。这些都是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导致礼乐制度的崩坏,在宴礼上的反映。而孔子的批判,恰恰流露出他履行周礼的一贯主张,反映了他的保守性。

第三实践性。克制自己,履行周礼,是孔子论道、实践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不仅他的论酒,是以“礼”为核心的;而且他的酒礼实践,也是以“礼”为核心的。《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可见,孔子论礼,主要的着眼点不是在它的礼仪规范上,而是在它的实践上。像宴礼上的酌献酬酢,属于礼仪性的东西,有了这种礼仪,才能创造一种既严肃又活泼,既显示等级又宴以合欢合好的气氛。但“礼”,关键还是在于它的实践中。

三、以中和适度为原则的节酒观

中国“德”与“礼”都特别强调“节”字,既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同时强调“节之以礼”。孔子论饮酒,就坚持了“以礼制欲”德观念。他说:“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朱熹注云:“酒以为人合欢,故不为量,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程子说:“不及乱者,非惟不使乱志,虽血气亦不可使乱,但浹洽而已可也。”这里朱熹讲的“醉”字与《诗经·大雅·既醉》的“醉”字同义。《说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正字通》进一步解释:“醉必伐德丧仪,醉之从卒。卒,终也,与酒俱卒,危辞也,所以寓戒意也。”用现代化说,卒就是终止的意思,即微醉半酣、终止过量,寓有讽诫之意。张长《饮酒微醺》说:“就我的感觉和观察而言,‘微醺’之时,常常是思维敏捷,妙语如珠,飘飘然妙不可言之时。此时‘独酌无相亲’也好,三五好友神侃也罢,便是大款间谈生意,均是最佳境界。”正是这种境界。后人把饮酒过量释为“醉”,失其本意。另外这段文字见于《论语·乡党》,而《乡党》谈的都是孔子对衣食言行等日常礼仅生活的态度和观点,不妨看作是《论语》中的《礼记》篇,可见孔子是站在“礼”的立场上论酒的,体现了儒家的“ 中和"的饮食观:不反对饮酒,但反对过度纵酒。在对待后世所谓的“酒色财气”上,孔子只反对色、财、气,不反对饮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色、斗、得,其实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色、气、财。孔学后人、亚圣孟子进一步补充了“酒”,把“博奕好饮酒"当作“五不孝”之一。这个”好"字,恐怕是贪多务得、饮酒及乱的意思。

《孔丛子》平原君引用当时谚语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榼。”孔融《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亦说:“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些说法与孔子的“唯酒无量,不及乱"的思想相抵触。《论衡·语增篇》按常情、常理早已驳之:“孔子百觚,圣人胸腹小大与人均等,若饮千钟,宜食百牛;能饮百觚,则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风,孔子身如长狄,文王孔子率礼之人,垂誉后世,岂千钟百觚耶?”高允《酒训》亦引古人之言加以驳斥:“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总之,孔子论酒,具有相当的原则性,那就是:饮酒必须讲求酒礼与酒德。 酒礼是酒德的外化,酒德是酒礼的内质。这一点不仅贯穿了他的关于礼、德的学说,而且也贯穿到他的观人学说中。《庄子.列御寇》阐述他的观人“九征”,其中之一就是“醉之以酒以观其则” ,此说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观诚”中所谓“醉之,以观其不失也;纵之,以观其常”是一致的。所以,曾子所谓的"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皆申孔子之义。而“九征”中以酒观人之说,虽见载于道家之书,但反映了儒家精神。

孔孑关于酒礼、酒德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来源于西周初期的观念。中国饮酒之礼、飨礼,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形成,西周继承并总结了饮酒之礼,而且提出了酒德的概念。周人最早提“德”的概念,而且“德”字最早出现在可以确信为周人的著作《尚书, 酒诰》中,主要指的就是酒德:批判商纣酒德之失,提倡文王酒德。《大戴礼记·少闲》引孔子批评夏桀、商纣之“荒耽于酒"、“德昏政乱”,其观念明显来自于《酒诰》。《三礼》中引用他对乡饮酒、飨礼的阐述,实际上代表了儒家对酒礼、酒德观念的总结与创新。孔子将当时对“酒”的认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从对周礼的继承、总结与创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孔子在当时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奠基者。

王逸《正部论》:“仲尼门人鋪道醇、饮道宗”,袁宏道《觞政·八之祭》说:“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能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以礼论酒,堪为饮流百代不易之法。 而酒圣、觞祖、饮宗,正好奠定了孔子在酒史中的崇高地位。

[责任编辑:孙雨萱]

标签:孔子 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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